并渐渐发展为今天的中山大学

作者:admin    发布时间:2019-04-06 14:52    浏览::

  不但学子举人们想通过学法律而取仕,那些在职的地方官员,也被强制要求入学。上至道府、下至知县佐杂,一律要求报名投考

  今天广州的越秀区小北路80号是一所小学。一百多年前,这里曾是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——广东法政学堂。其实,广州讲授法律课程,可追溯至19世纪中期的同文馆。同文馆为培养外交人才,专门开设《万国公法》《公法会通》等课程。不过,这些课程开课时间短,在重视科举的读书人里也没有市场。

  然而,待到1905年废科举,学而优亦不可仕。读书人开始寻找别的职业教育机会。恰逢当时警政、商务、铁路和矿业等行业,需要一批职业官僚。1905年11月,两广总督岑春煊、广东学政于式枚联合上奏,称“世变日亟,学术日繁,东西各国政治法律颇具深意,多为中国旧日未所有”,故而奏请成立广东法政学堂,以“造就广东全省司法行政官吏”。

  奏折不到半个月就被批准。于是,继直隶法政学堂之后,中国第二所法政学堂正式开课招生。有意思的是,不但学子举人们想通过学法律而取仕,那些在职的地方官员,也被强制要求入学。上至道府、下至知县佐杂,不管是实缺还是候补官员,也不管年龄是大是小,除非是在国外学过法政,或者职务重要实在走不开,否则一律要求报名投考。否则即会被记过停职、强迫入学,不毕业不许恢复官职。

  一开始,学堂借用广东学署东偏号舍,后于1909年搬至今天车水马龙的东风中路一带,这条路也有了法政路之名,一直沿用至今。有了校址,还需要有主办教学之人。这就是1898年状元夏同龢。说来有趣,这位于戊戌维新之年被钦点的状元,应对殿试策问的文章,通篇尽是“致治之道无过于法祖”“遵先王之法而过者,未之有也”这样的语调,十分守旧保守。然而,一年多后,他却受爱国诗人丘逢甲影响,结识了一批维新改良人士,并自费前往日本学习法律。1905年,他归国受两广总督邀请,出任法政学堂监督。

  尽管夏同龢在日本法政大学只是在速成班学了一年,但其优异成绩令当时的法政大学校长、日本近代法学奠基人之一梅谦次郎印象十分深刻。1905年7月,日本《法律新闻》刊载了夏同龢接受记者采访的报道。他说,“使法律思想普及于国民,则国立自强”。同年8月29日,夏同龢编著的《行政法》得以出版,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行政法学类书籍之一。

  任广东法政学堂监督后,夏同龢主持制定学堂章程,将法学通论、比较宪法、民法、商法、刑法、刑事诉讼法等数十门近代法学课程纳入课表;他从日本聘请多名学者,来学堂执教,在法政学堂自编的月刊《法政丛志》上,常有外籍教员和学生就法学前沿问题展开的精彩答问,颇有教学相长的味道。为了实现“使国民皆有法律知识”的理想,他甚至还办起了“校外补习班”,从而出现了“校内千余人,校外也有千余人接受法政教育,非常繁盛”的景象。

  之所以校外有学生愿意补习,是因为如考入法政学堂,学员可凭文凭求得工作。学堂章程规定,学生毕业后,“志在行政者,饬归本地组织自治团体制度……志在司法者,俟国家行政司法权分立时,得受裁判官或辩护士试验,以备录用。”有机会为官,有机会从事司法工作,对于那些无望科举取仕的读书人而言,无疑具备很强的吸引力。

  学堂对于莘莘学子的吸引力,不仅是职业前景。当时的习惯是,毕业时,考试成绩由总督学政察核后,填写证书及等第名次张榜揭示,并请总督会同将军、都统、学政及司道各官到学堂行卒业式礼仪,并由总督亲授及第(按即及格)文凭。凡在特别科及本科(即正科)卒业的,依例奖给附贡的功名,回乡祭祖后,可以享受加胙——对于乡间学子而言,这无异于科举中榜。

  据记载,学堂的编制,分成职员、教员、丁役3个部门。职员管理学堂的庶务,另设书记、会计、医师等。教员部则设有洋教习、华教习兼通译以及体操教习。丁役部则设有书手2人,专司缮写讲义并帮同书记写文件。洋教习均为日本法律教师,如松山丰造等;而华教习兼通译中,则有杜之杕、金章、姚礼修、莫鸿秋、叶夏声、陈融、曹受坤、朱执信、黎庆恩、张荫庭等,皆自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归国。

  因此,广东法政学堂整体上是很东瀛风的。不过,当时的课程里,除外国法律外,也要学习大清会典和大清律例要义,可谓东西兼修。由于学堂始终兼具官员的司法培训功能,后仿照日本法政大学办法附设夜学科,方便一些在省充当要差人员公余之暇,入学研究,采“仕优则学”之用意。夜学讲授为每日午后6点至8点,共2小时。一时也吸引了许多官员主动就学。

  那时候,校内办10个班,学员大概1000人,校外班的学员也差不多1000人,还发行校外讲义,被称为“极一时之盛”。可以想象,法政学堂培养了怎样一批具有近代法政理念的近代法律人。历经城头王旗变换,法政学堂香火仍然长存。民国后,法政学堂改为公立法政专门学校,1923年改名为广东公立法科大学,并渐渐发展为今天的中山大学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除了官办学堂外,当时在广州城内还有好几处学习法律的去处。1913年,广州律师公会为了培养法律人才,成立了私立广州法学院。这所学校初设法律和政治两科。1929年8月,扩大为独立学院,改科为系,增设经济系,改名为私立广州法学院。1932年8月,增办附属中学。毕业生多从事司法工作,广东的司法人员,特别是律师,不少毕业于该院。

  而另一处法律学校,则是1909年成立的广东公立警监学堂。学制两年,不过1911年后即停办。1913年,广东司法筹备处拨款在原址复办广东公立监狱学校。1921年年初,监狱学校扩充并改名为警监学校。1924年夏,经孙中山支持改建为广东法官学校。5年多时间里,共毕业12个班,合计819人;它改名为国立广东法科学院后,继续招生办学,到1934年时又毕业了12个班,合计910人。直至1937年8月,才合并于中山大学法学院。于即将迫近的战火纷飞中,殊途同归。